毛泽东勤奋好学，酷爱读书。在中南海住处，他有藏书近10万册的书房，卧室的工作台上、茶几上、床上，到处都有书，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伴随着他的一生。每次外巡，书是他的行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所带之书易搬不损，湖南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建议为他制作一批樟木箱，专作外出装书之用，毛泽东欣然接受。开始，他们试制出一个长76厘米、高60厘米，宽46厘米的，形似农家的挑箱，由于箱子太深，装满书后两人都抬不动，查找也不便。后来他们加以改进，将箱子改为长70—80厘米、宽50厘米、高30厘米，每个能装书60—70斤，这样既便于搬运，又查找容易，且樟木散发阵阵清香，能防虫蛀。毛泽东很满意，箱子就跟着他穿梭于大江南北了。

　　毛泽东外出，多乘专列。列车一般配置七、八个车箱。他自己用一、两个车箱作卧室、会客室等。这两节车箱走道两旁，全是排列书架，架上整整齐齐摆满各种书刊。这些书就是从带来的樟木箱中取出放此的。一般情况下，木箱中带来的书又多半是从中南海毛泽东的床上挑选的——即他在家时正在读或经常读的书。包括马列经典、《鲁迅全集》、《唐诗别裁集》、《宋词别裁集》、《世界地图》、《中国分省地图》、《隋园诗话》和英语、工具书等，《二十四史》有选择地带，这次带这几本，下次带那几本。《旧唐书》带的次数极多；《诗韵》无论什么时候都喜带，书中有的韵字下，他作过好几种标记。遇有诗兴来潮，作诗填词，反复翻看，仔细斟酌、推敲。有一次，秘书田家英找来一本怀素碑帖册页，毛泽东爱不释手，走到哪里，带着看到哪里。由于翻看次数太多，书页很多地方都有破损，田家英又找人重新揭裱，装订成书本式。身边的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偏爱这本帖，他说：“此人是鄙人同乡。”并详细介绍怀素的身世及书法成就。

　　1954年12月，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他们当时从北京带来的各种有关宪法的书就满满装了两樟木箱子。一到住地，毛泽东就叫拿出世界各国宪法和法学理论著作，认真阅读起来。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外巡，交代逄先知要带的书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如《资本论》，《马恩文选》(两卷集)、《工资、价格和利润》、《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马恩通信集》、《列宁文选》(两卷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退二步》、《做什么》、《什么是“人民之友”?》、《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党史》。

　　《毛泽东选集》全部。

　　普列汉诺夫：《史的一元论》、《艺术论》。

　　黑格尔的著作。

　　费尔巴哈的著作。

　　欧文、傅立叶、圣西门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

　　《西方名著提要(哲学社会科学部分)》。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荀子》、《韩非子》、《论衡》、《张氏全书》(张载)、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逻辑学论文选集》(科学院编辑)。

　　耶方斯和穆勒的名学(严译丛书本)。

　　米丁：《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

　　尤金等：《辩证法唯物论概要》。

　　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他著作》。

　　杨献珍的哲学著作。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河上肇：《政治经济学大纲》。

　　从古典政治学家到庸俗经济学家一些主要著作。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学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选集。

　　《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

　　《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

　　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

　　赵翼：《二十四史札记》。

　　西洋史(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日本史。

　　《昭明文选》、《古诗源》、《元人小令集》、唐宋元明清《五朝诗别裁》、《诗韵》、《词律》，笔记小说(自宋以来主要著作，如《容斋随笔》、《梦溪笔谈》等)。

　　朱嘉：《楚辞集注》、《屈宋古音义》。

　　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古文辞类纂》、《六朝文絮》。

　　《鲁迅全集》(包括鲁迅译文集)、《海上述林》。

　　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

　　自然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

　　技术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书籍(如讲透视、平衡、锅炉等)。

　　苏联一学者给主席的信(讲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

　　郭沫若：《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中国地图、世界地图。

　　字帖、字画。

　　随行人员回忆说：这次毛泽东在外巡视5个月零3天，书带了8大箱。

　　毛泽东每到一地，除读自带的书外，还经常就地借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长沙、成都、庐山等地，都留下他借书的记载。1958年，他首次到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刚到，立即借来《四川省志》100多本，借杜甫草堂各种版本的“杜诗”就有12部108本，还有《蜀本纪》、《华阳国志》、《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还要秘书借来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委托四川同志印成小册子，名为《苏报案》。散会时，光归还成都借书就满满装了一吉普车。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路过湖南茶陵，接待人员临时决定让他在县委办公室住一晚。随行人员见住处条件很简陋，便决定不卸下樟木箱。谁知毛泽东刚刚落座，就找书看。县委书记马上找来《茶陵州志》。毛泽东躺在临时架起的木板床上，读这本志一直读到凌晨3点。

　　1974年冬，毛泽东来湖南养病，同样带着他的樟木箱，箱中装着马列著作和线装《史记》、《资冶通鉴》、《全唐诗》等。虽然不及前几次多，但都是他一生爱看的书。当时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自己看书很费力，就叫工作人员给他念。这年11月19日江青给他写信时发牢骚，毛泽东在她的信上写道：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外巡时有一种书一般不放樟木箱，而是放在公文包里，这就是英语书。他年过花甲学英语。学得很投入，无论走到哪里，秘书林克——又是他的英语老师，总要在公文包里带着他的英语学习材料。毛泽东往往在刚刚起床后，饭前、饭后，游泳、爬山、散步前后，开会或接见外宾前后，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习英语，外巡时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都未曾中断。1957年3月17日20日，他4天时间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在成千或数千人干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讲演，工作十分紧张，但学习英语的兴趣不减。从徐州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航程只有不到一小时，他都用来学英语。真是“决心学习，至死方休。”由于他湖南乡音浓重，发音时常常“n”、“l”不分，因而他读英语时，常常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每当老师纠正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反复听老师讲发言要领，跟着老师读，反复练习，而绝不像有的人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他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经过勤奋努力，到晚年他可以借助字典比较顺畅地阅读政论文章和理论书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