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解放后，他虽国事繁忙，日理万机，但从没有放弃过调查研究。水箱是他外出调查时必带物品之一，这是工作人员专为解决毛泽东外出时喝水而制作的。

　　这个棕色牛皮制水箱，长47.5厘米，宽15厘米，高29.5厘米，盖上一提手，携带方便。打开盖来，箱中并排放两个水瓶，两个茶杯，可分别盛凉、热开水。箱前正中一小门，有一小抽屉，内常装火柴、烟、牙签、茶叶盒、食盐盒等小物品。每次外出前，工作人员将水壶灌满，一个杯子泡上茶，另一个装凉开水，凉开水中往往加上一点点盐。毛泽东步行极易出汗，在他出汗较多时，护士长随时会给他补充少量盐份。

　　这个水箱可算是毛泽东用的第三代装水产品了。开国大典时，卫士李家骥给毛泽东带水上天安门，用的是一个蓝布套子，底端的小口袋分别装保温瓶和茶杯，另一个还装有一些麦片、点心之类，套口有根长背带，行动时一背就走，用时解开小带就可取出，还算方便。李家骥又要照顾毛泽东，自己又想观看盛况，他觉得背着个蓝布包套太不雅观，准备将其放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后角，哪知还未放好就被汪东兴发现，严肃批评小李：“这些东西怎能乱放，这是主席的‘后勤’。”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工作人员建议作个“雅观”点的水箱。第二代产品虽说是皮子作的，但作得大小，功能无法齐全。于是大家又建议了好几次，并就水箱的设计进行过讨论，这样才产生了这第三代产品，它跟随毛泽东到田头、地头、山头、工厂、学校、车上、船上……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一次，毛泽东到河南襄城县北小张庄向农民作调查，因谈话的人多，到11点40分才结束，县委领导请他在襄城吃了饭再走。毛泽东摇摇头说：“谢谢，不给地方添麻烦。”随即坐进汽车，回许昌。他实在又累又渴，上车就找水箱拿水喝。

　　1956年初春，毛泽东围绕“十大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调查。1月5日至9日，他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书记会议，讨论修改“十七条”。

　　1月10日，他从杭州来长沙，找省委负责同志和地市县委书记十余人作调查，专列的客厅中放着一张长桌子，在毛泽东坐处，桌子上放着一大把削尖了的铅笔，一叠稿纸，一盘香烟，一杯茶水。毛泽东一一询问被调查人的姓名、年龄、学历、籍贯等一边用铅笔记录着。当听说宁乡县珍洲农业社的农民组织起来后，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劳力剩余时，毛泽东立即追问：怎样解决剩余劳力的问题?谈到“除四害”时，毛泽东问：“乌鸦要不要消灭?麻雀要不要消灭?狗要不要消灭?”当周小舟等说狗有两重性，一是看家，二是咬人，消灭它，群众会有意见时，毛泽东在草稿上将“狗”字删去了；当孙云英等说到“洞庭湖水面大，蚊子多，三年消灭不了”时，毛泽东当即在草稿上改为“基本消灭”。1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25日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发表《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的演说，以此作为他这次调查工作的小结。

　　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重要时期。毛泽东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如1958年全年毛泽东几乎都在外面跑：新年刚过，就在杭州召开杭州会议，接着到湖南调查；2月到了东北，3月到四川考察，召开成都会议；4月到广东，5—6月又到杭州，8月到河南、山东、天津等地，9月到湖北、安徽，10月在河北，11月又到河南，12月再到湖北，真可谓马不停蹄。又如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的专列离开北京，在天津、济南、徐州、合肥、南京、上海、杭州、江西向塘、株洲到广州，又从广州经衡阳、株洲、长沙、向塘、金华、杭州、绍兴、宁波、上海、徐州、天津返回北京。历时五个月零三天的调查研究活动中，参观、开会、谈话66次。一个月后，1960年4月28日毛泽东的专列又驶出北京，经天津、济南、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北戴河等地，到8月17日返回北京，历时112天，再次进行长时间的调查研究活动。1961年，是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这一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非常丰富，他的专列纵横驰骋、南来北往，时间也安排得相当紧凑。1月，毛泽东亲自组派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三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广东、浙江农村调查。2月6日，他在杭州听田家英汇报；2月中旬，他来长沙听胡乔木和湖南省委负责入汇报；2月下旬至3月下旬，毛泽东在广州召开一系列会议，又听陈伯达和有关省市情况汇报；之后，毛泽东又到湖南，花20多天时间在长沙亲自指导胡乔木调查组工作；9月出席庐山会议后又再次到湖南……

　　毛泽东作这些调查研究工作时是十分辛苦的。“列车停处调查始”，充分体现了他的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独具特色。有时，他白天风尘仆仆到第一线视察，晚上则找有关人员开座谈会；有时连续听取汇报，批阅材料。在湖南听取宁乡县委书记汇报，整整3个小时不起身，边问边自己作记录。有次到四川隆昌了解炭黑生产情况，到达圣灯气矿已是下午6点10分，天下着雨，他毫不犹豫，一边看，一边问：“一个火房多少火嘴?”、“炭黑年产多少?”、“矿由谁设计?”。到7点20分，天已擦黑，雨下得更大，毛泽东的衣帽均被打湿。他从水箱中取出小毛巾擦擦脸上的水——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又端出箱中的杯子喝了几口水，还要去看远山的井。他到红光农业社调查，沿着一条小路直接走进社员的家，向社长、社员提出五、六十个问题，问得非常仔细，非常具体。

　　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南、西南、华南“三南”会议上，他动员“省委书记要亲自作调查研究工作”、“应该到一个乡去住上7天10天时间，作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作官了，不作调查了。我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他要求下面的干部这样作，他决心自己带头作。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毛泽东专门就调查研究工作作了长篇讲话。他说：“现在我不反对带调查组，这回我是带了三个调查组，一个放在浙江，一个放在湖南，一个放在广东。依靠这三个调查组，我还是做间接调查，并没有直接调查。我要做点典型调查，只要求你们去做典型调查，自己当老爷，我看那不行。”会后毛泽东综合运用开座谈会、派调查组、现场调查、典型调查等形式继续大抓调查研究工作。